| | | 中国的现代主义：不彻底的旅程——以汪曾祺为例 | |
汪曾祺已经告诉我们，早年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很喜欢弗吉尼亚·吴尔芙，包括安德列·纪德、阿左林等 现代 派小说家，当然还有契诃夫。而他写了两遍的《复仇》就手法而言，无疑是农村社会学论文意识流的手法。但他也老实说了，他不是农村社会学论文 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尝试意识流的小说家，“在我以前，废名、林徽音都曾用过意识流 方法 写小说。”[1]有意思的是他对亨利·詹姆斯的小说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，说“那是我读过的最难读的小说”。[2]或许，从这里我们可以说，对意识流，汪曾祺其实是有自己不同的理解的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那时候，汪曾祺所阅读的吴尔芙等人的作品也并非原版，而是翻译的。[3]四十年代究竟翻译了哪些吴尔芙的作品?一 时尚 无从查考。但似乎那时并没有广泛地讨论作为现代派之一种的意识流。我们也不清楚汪曾祺那时有没有读到吴尔芙那篇著名的《论现代小说》。从《复仇》、《小学校的钟声》等作品，我们知道，他很熟悉意识流这样一种新的小说方法，而对这个方法背后的观念，更准确地说，对吴尔芙之所以选择意识流这一方法，并对乔伊斯推崇备至的原因和理由是否了解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吴尔芙在《论现代小说》中说到：“对于现代人来说，‘那个’——兴趣之处——很可能就在心 理学 的那块晦暗之地。由此，侧重点立即就有所改变了，重点放到了在此之前一直被忽略的某些对象上；一种不同形式的轮廓——对于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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